那张飞往南京的登机牌在手中捏得发皱,成都旅客张先生站在南京禄口机场的抵达通道，耳边回荡着工作人员不容置疑的劝返通知，只因身份证开头“510”的成都号码，他被划入“特殊对待”范畴，这不是孤例，近期多地机场对成都旅客采取劝返、隔离等加码措施，引发广泛争议，当防疫的天平倾斜，地域标签成为决策依据，我们不得不思考：精准防疫的边界在哪里？过度防控的社会代价又该如何衡量？
南京机场劝返成都旅客事件并非突发,而是疫情防控中地域歧视现象的缩影，成都近期出现散发病例，但中高风险地区以外的大量居民健康码均为绿色，符合国家规定的自由流动条件，然而一些地方仍采取“一刀切”方式，将对特定城市的防范升级为对该地所有居民的排斥，这种简单化的管理方式，既不符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明确的防疫政策，也违背了法治原则和公平精神。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这种地域标签化做法暴露了基层执行的懒政思维，面对复杂的防疫形势，某些地方管理者倾向于选择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以地理来源作为风险判断的唯一标准，而非基于科学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精准的风险评估，这种做法虽然减少了当地防疫工作量，却将成本转嫁给被歧视地区的居民，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社会公平的损害，有旅客计算过，因无故被劝返产生的额外交通、住宿费用往往超过千元，更不用说时间成本和心理压力。
过度防疫引发的社会心理影响不容忽视,地域标签本质上是一种“污名化”过程，它通过将特定地区的人群标记为“危险他者”，制造对立和分裂，成都某高校学生表示：“突然感觉自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这种心理落差很难接受。”这种集体污名化不仅伤害个体尊严，还会削弱社会凝聚力，甚至可能引发被歧视地区民众的逆反心理，反而不利于防疫大局。
从经济视角分析,过度防疫措施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成都作为西部经济重镇，与全国各地经济联系紧密，随意限制人员流动，不仅影响商务往来合作，也会破坏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运行效率，有企业主抱怨：“一个重要项目谈判因南京方面拒绝成都合作伙伴入境而搁浅，损失难以估量。”当每个城市都可以自行加码防控措施，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自由流动将受到严重制约。
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回归科学防疫、精准防疫的本源，首先必须严格遵循国家防控政策，不得擅自加码、层层设卡，第二，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健康码互认机制，杜绝各地各自为政的局面，第三，推广更多精准筛查手段，如基于大数据的行为轨迹分析而非简单地域判断，第四，完善申诉和救济机制，让被错误管控的公民有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南京机场劝返成都旅客事件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的治理水平和价值取向，防疫不仅是科学问题，更是社会治理的试金石，如何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同时维护公民权利、保持经济活力、守护社会公平，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治理智慧，我们必须警惕防疫中的简单化和过度化倾向，避免让疫情防控从科学实践异化为地域歧视的借口。
面对疫情,我们真正的敌人是病毒，而非某个地区的同胞，只有坚持科学精神、法治原则和人文关怀的统一，才能构建起真正坚固且可持续的防疫体系，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具备更高超的治理艺术，在防范疫情传播的同时，守护好社会公平与人性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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