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涉及合肥学生在疫情期间的网络暴力事件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视频中，几名中学生因琐事对一名同学进行言语攻击和人身羞辱，随后视频被上传至网络，迅速发酵成一场针对施暴者的“反网暴”舆论风暴，香港地区在疫情期间也曾多次出现类似的网络暴力事件，两者虽地域不同，却共同折射出数字时代下青少年心理、社会情绪与道德监管的深层困境，这一现象不仅关乎个体行为,更暴露出社会集体焦虑在虚拟世界的宣泄与放大。
合肥学生网暴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疫情期间，长期的隔离和线上学习模式加剧了青少年的心理压力与社会孤立感，许多学生缺乏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情绪无处释放，转而通过网络渠道寻求关注或发泄不满，视频中的施暴行为可能是这种压抑情绪的扭曲表达，而录制并传播视频的行为则进一步体现了数字时代青少年对“关注度”的畸形追逐，类似的情况在香港也曾出现：2020年香港疫情期间，一名中学生因佩戴口罩问题遭到同学网络围攻，最终导致心理崩溃，这两起事件共同表明，网络暴力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全球青少年在特殊时期心理状态的一个缩影。
网络暴力的扩散与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机制密不可分，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网络往往通过推荐算法放大争议性内容，以获取更多流量和用户 engagement，在合肥事件中，视频之所以迅速传播，一方面是因为其内容具有冲突性和视觉冲击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平台算法无意中助推了其曝光度，香港的网络暴力事件中也曾出现类似情况：一些涉及本地学生的争议视频在平台推荐下迅速蔓延，甚至引发线下冲突，这种算法驱动的传播模式不仅加剧了暴力行为的负面影响，还使得事件本身被简化为“标签化”的舆论狂欢,而非真正的问题讨论。
更重要的是，网络暴力事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集体情绪的失控，疫情期间，公众普遍处于焦虑和不确定的状态，这种情绪很容易转化为道德批判和舆论审判，在合肥事件中，许多网民在谴责施暴学生的同时，自身也陷入了“以暴制暴”的循环：人肉搜索、恶意谩骂和群体围攻，这种反应表面上是对正义的追求，实则是一种情绪宣泄，甚至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网络暴力，香港社会在疫情期间同样经历了类似的情绪极化现象，例如因防疫政策分歧而引发的网络对立，这表明，网络暴力不仅是个人行为问题,更是社会整体心理状态在数字空间的投射。
解决网络暴力问题不能仅靠道德谴责或技术管控，更需要多维度的应对策略，教育系统应加强青少年的数字素养教育和心理辅导，帮助其建立正确的网络行为规范，社交媒体平台也需承担起社会责任，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减少争议性内容的扩散，法律监管应进一步完善，对恶意传播和网络暴力行为进行明确界定和惩处，香港在此方面已有一些尝试，例如通过《个人资料（隐私）条例》打击网络人肉搜索,内地也可借鉴相关经验。
合肥学生网暴事件视频及其与香港现象的呼应，揭示了数字时代下青少年行为、平台技术与社会情绪的复杂互动，网络暴力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社会心理和技术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唯有通过教育、技术和法律的多管齐下，才能在虚拟世界中构建更健康的公共讨论空间，避免类似事件的重复发生，在疫情逐渐常态化的今天,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紧迫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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