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深秋，一位专程前来的研究者在南京大学校门前驻足，紧闭的大门、严格的安保、繁复的入校程序，让他最终未能踏入这座心仪已久的学术殿堂，这不是个别现象，疫情期间，中国高校普遍实施了严格的入校管理政策，作为顶尖学府的南京大学，其校门开放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特殊时期，大学应当完全封闭还是有限开放？这不仅是疫情防控的技术问题,更是对大学本质与社会责任的深刻拷问。
疫情期间，南京大学实行了动态调整的入校政策，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至2022年间，南大主要允许师生员工及有公务需要的人员入校，校外人员原则上不得进入，特殊情况下，可通过预约申请，经审批后方可入校，这些措施无疑是从公共卫生安全角度做出的必要安排,但也客观上割裂了大学与社会的传统联系。
大学从诞生之初就是开放的知识共同体，从中世纪的博洛尼亚大学到现代的哈佛、牛津，无不是以开放姿态吸纳各方学者与求知者，南京大学的前身——1902年创建的三江师范学堂，早在创立之初就秉持“开放办学”理念，历史上，中央大学时期的校园几乎完全向社会开放，成为南京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开放传统不仅是大学精神的体现,更是知识传播与创新的必要条件。
疫情防控确实给高校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高校人群密集，传播风险高，一旦发生聚集性疫情，后果不堪设想，南京大学拥有鼓楼、仙林等多个校区，师生数万人，管理复杂度极高，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的入校管控确实是保障教学秩序和师生健康的理性选择，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找到更加平衡的解决方案？
对比国际经验可以发现，许多国外高校在疫情期间采取了更为精细化的管理策略，例如剑桥大学实行了“分级准入”制度，将校园区域划分为不同风险等级；东京大学开发了智能预约系统，控制入校人流的同时保持校园适度开放；新加坡国立大学则创建了“虚拟校园”平台，让校外人士也能在线参与学术活动，这些做法既考虑了防疫需求,又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大学的开放属性。
有限开放校园不仅是对传统的尊重，更是大学社会责任的体现，高校拥有丰富的文化、教育和科研资源，理应与社会共享，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博物馆、学术讲座等都是宝贵的公共文化产品，完全封闭管理虽然减少了疫情风险，但也切断了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削弱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特别是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安全与开放的平衡。
后疫情时代，南京大学等高校需要思考更加智能化和人性化的管理策略，可以建立完善的预约入校系统，控制人流量；划分开放区域与限制区域，区别管理；利用健康码、核酸检测等科技手段降低风险；发展线上开放平台，弥补实体访问的限制，2023年初，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南京大学已逐步恢复向社会开放,体现了大学应有的开放姿态。
大学的围墙可以物理存在，但学术的边界不应受限，南京大学在疫情期间的入校政策反映了一个更大命题：如何在特殊情况下坚守大学本质，疫情防控是临时状态，而知识传播与学术交流是永恒使命，当我们讨论“南京大学疫情期间允许进入吗”这一问题时,实际上是在探寻危机之下如何守护大学精神的核心价值。
正如南京大学校训所言“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大学之大不仅在于规模，更在于胸怀，特殊时期的校园管理策略应当既体现科学防疫的理性，又彰显知识共享的包容，只有在安全与开放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真正守护大学的精神本质,让高校在社会危机中继续发挥灯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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