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冬，哈尔滨再次成为新冠疫情的焦点，这一次，除了病毒本身的威胁，一部分确诊患者还面临着另一种无形的伤害——网络暴力，随着流调信息的公开，一些患者的行程轨迹被详细披露，原本出于公共卫生目的的透明化措施，却成了部分网民进行道德审判和人身攻击的依据，从指责“乱跑”到恶意揣测私生活，从人身攻击到家庭信息的曝光，这些网暴行为不仅加剧了患者的心理负担,更折射出网络时代下人性与道德的复杂面相。
哈尔滨的案例并非孤例，早在2020年，成都一名新冠患者因行程轨迹涉及多家酒吧而遭到全网嘲讽，被贴上“转场皇后”的标签；2021年，上海一位确诊老人因多次乘坐公交车和逛超市而被骂“毒王”，类似的事件反复上演，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公共卫生危机中，部分人倾向于将病毒人格化，通过指责受害者来宣泄恐惧和焦虑，这种“谴责受害者”的心理机制，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扭曲形式——通过将疫情归咎于个体的“不负责任”，人们试图获得一种虚幻的控制感，仿佛只要自己“做得足够好”,就能避免感染。
这种网络暴力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对患者造成了二次伤害，确诊新冠本身已带来生理痛苦和心理压力，而网暴则加剧了他们的孤独感和羞耻感，哈尔滨一位被网暴的患者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比病毒更可怕的是人的恶意。”网暴可能引发“隐瞒疫情”的反效果，当患者因害怕被攻击而不敢如实报告行程时，流调工作的准确性将大打折扣,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防疫大局。
网络暴力的滋生，离不开技术环境的助推，社交媒体平台的低成本匿名性，使得攻击者可以轻易隐藏身份，逃避责任，算法推荐机制则可能放大极端言论，形成“回声室效应”，让负面情绪不断发酵，流调信息公示与隐私保护的平衡问题也值得深思——如何在确保公众知情权的同时，避免个人信息被滥用？哈尔滨当局在后续通报中已尝试对敏感信息进行模糊处理,但这仍需更完善的制度设计。
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缺失，是网暴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我国《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不得利用网络从事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活动，但执法层面仍面临取证难、追责难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许多参与者并未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甚至以“正义”自居，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暴力，恰恰反映了社会道德教育的短板——我们是否缺乏对弱者境遇的同理心？是否忽略了公共危机中团结互助的价值？
要遏制网暴现象，需多管齐下，平台方应加强内容审核，建立快速举报和处理机制；媒体和公众人物应引导理性讨论，避免煽情化报道；教育层面则需培养公民的媒介素养和同理心，而作为普通网民，我们或许更应时常自省：在敲下指责的评论前，是否曾试图理解对方的处境？在转发一条流调信息时,是否考虑过这可能带来的后果？
哈尔滨新冠患者的遭遇，是一面镜子，照见了疫情下的世道人心，病毒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而非患者，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科学防护与人性关怀本应相辅相成，当一座城市在寒冬中坚守时，最温暖的力量不是指责与分裂，而是理解与共情，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战胜病毒,也战胜内心的恐惧与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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