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疫情如同一面突如其来的镜子，照见了健康码这一数字治理工具的复杂面相，当那个小小的二维码成为出入自由的唯一凭证，当绿色成为人人渴望的生命之色，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串由数据编织的代码，究竟是我们通往自由的通行证,还是将我们困于无形牢笼的数字锁链？
健康码的出现本是疫情防控的智慧之举，通过数字技术追踪人群流动，精准定位风险，确实为阻断病毒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南京疫情紧张时期，这一工具的运作却显现出令人忧虑的倾向，有居民反映，健康码突然“由绿转黄”却无法联系到人工客服解释原因；有市民尽管多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仍因系统问题无法恢复绿码；更有人因为误入风险区域几分钟而遭遇“码上囚禁”，这些并非孤例的技术失误,暴露出数字治理中人为判断让位于算法决策的危险倾向。
在政治学视角下，健康码代表着一种“技术利维坦”的崛起，当一个人的行动自由完全取决于算法的判断，当申诉渠道被机械的自动回复所阻塞，技术就从服务者的角色悄然转变为控制者，健康码系统最初被设计为防疫工具，却在实践中逐渐获得了定义公民行动自由的权力，这种权力转移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披着“科学”“客观”的外衣，使人们难以对算法的“判决”提出质疑——谁会与“数据”争辩呢？
更值得警惕的是健康码可能带来的“数字鸿沟”效应，在南京疫情中，不少老年人因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而寸步难行；低收入群体中有些人使用的廉价手机无法流畅运行健康码程序；还有那些没有智能手机的人群几乎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技术本应普惠，但当它成为必需时，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健康码在防疫的同时，也在中国社会划出了一道数字身份的门槛——门外是那些无法或难以融入数字世界的人们。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健康码代表了一种趋势：以效率之名的数字治理正在重新定义公民权利边界，毫无疑问，疫情防控需要效率，需要快速反应，但当效率成为唯一价值追求时，人的权利和尊严就可能被边缘化，我们需要反思：在构建数字防疫系统时，是否预留了足够的人文关怀？是否建立了有效的纠错机制？是否保障了公民的申诉权利？
南京疫情中的健康码困境提醒我们，任何技术工具都需要制度与人文的约束，我们应当为健康码这类数字治理工具设立明确的“技术伦理边界”：必须保证算法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任何影响公民权利的决定都应当能够被追溯和质疑；必须建立有效的人工介入机制，确保技术失误能够被及时纠正；必须提供技术替代方案,保障每个公民不因数字鸿沟而被剥夺基本权利。
健康码不应成为数字时代的“圆形监狱”，通过无形之眼监控每个人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是既能保障公共安全，又能尊重个人自由的平衡之道，南京疫情终将过去，但健康码所引发的关于技术、权利与自由的思考不应停止，在数字治理的大潮中，我们既要善用技术之力，更要守护人之为人的尊严与权利，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不至沦为数字牢笼中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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