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这座拥有超过1500万人口的直辖市，在新冠疫情中始终处于防控的前沿，近期不少市民和媒体反映，天津的疫情通报“不说人话”——充斥着专业术语、官僚化语言和数据堆砌，却缺乏清晰、易懂的信息传达，这种现象不仅引发了公众的困惑和不满，更折射出更深层次的沟通问题：在危机管理中，官方通报如何平衡专业性、准确性与可读性？为何看似“严谨”的通报反而可能导致信息传播的失效？
疫情通报的“不说人话”现象：典型表现
天津的疫情通报常被批评为“不说人话”,具体表现包括：
- 过度使用专业术语：“社会面清零”“核酸CT值”“流行病学调查”等术语频繁出现，但缺乏通俗解释，普通民众难以理解这些概念的实际含义,更无法将其转化为个人防护的具体行动。
- 官僚化语言风格：通报中常见“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加强动态管理”等模糊表述，这些语言看似严谨，实则缺乏具体内容，市民无法从中获知“哪些区域风险高？”“我应该怎么做？”等关键信息。
- 数据堆砌而非信息提炼：每日通报中常罗列大量数据（如新增病例数、核酸检测人次），但很少对数据背后的趋势、风险等级或预警信号进行解读，仅公布“某区新增10例阳性”，却不说明这些病例的分布是否集中、是否涉及聚集性传播等。
- 回避敏感问题：对公众关切的焦点（如封控范围、物资保障、就医难等）往往用“正在协调”“稳步推进”等套话带过,缺乏透明度和针对性。
这种通报方式看似“专业”和“稳妥”，实则违背了危机沟通的核心原则：在紧急状态下，信息必须简洁、清晰、 actionable（可行动化），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在2020年就强调，疫情信息发布应避免 jargon（行话），优先使用通俗语言确保大众理解，天津通报的“不说人话”,本质上是一种沟通失效。
为何通报会“不说人话”？深层原因分析
- 官僚体系的惯性：政府公文长期遵循“严谨、准确、正式”的风格，这种惯性在疫情通报中被延续，官员可能担心“说人话”会被视为不专业或不够严肃，甚至承担“说错话”的风险。
- 责任规避心态：模糊语言（如“动态调整”“科学防控”）为政策留出了回旋余地，却牺牲了明确性，部分官员可能倾向于用术语和套话规避具体责任,避免因信息透明而引发后续争议。
- 专业与大众的认知鸿沟：疾控专家习惯用专业术语沟通，但通报的撰写者未能做好“翻译”工作，将专业内容转化为大众语言,这反映出部分机构缺乏公众沟通能力或用户思维。
- 多重审核机制的桎梏：疫情通报往往需经多层级审核，每层都可能修改或添加“稳妥表述”，最终导致语言越来越僵化、距离感越来越强。
“不说人话”的危害：从误解到信任损耗
当通报无法被有效理解时,其危害远超想象：
- 公众误解与恐慌：市民因不理解“社会面清零”的具体含义，可能误以为风险已完全解除,放松防护导致疫情反弹。
- 谣言滋生：官方信息不清晰时，谣言会填补真空，天津疫情期间，曾因通报不明确而引发“某区全面封控”等误传,加剧社会焦虑。
- 削弱政府公信力：若通报始终“云山雾罩”，公众可能认为政府刻意隐瞒或无能，长期积累将损耗信任，据《中国社交媒体疫情报告》，2022年天津疫情中，超30%的网友对通报语言表达不满。
- 降低防控效率：市民无法从通报中获取 actionable 信息，可能导致配合度下降（如不及时核酸检测或报备行程）,加大防控难度。
如何让疫情通报“说人话”？建议与出路
- 树立“用户思维”：通报的受众是普通市民，而非专家或上级，应采用通俗语言（如用“病毒传播风险高”替代“社会面存在隐匿传播”），并配套示意图、短视频等多元形式。
- 强化信息提炼与解读：避免单纯罗列数据，而是重点解读趋势、风险区域和行动建议（如“某菜市场关联病例增多，建议市民暂勿前往”）。
- 建立反馈机制：通过社交媒体收集市民疑问，在通报中直接回应（如“网友问：封控何时结束？答：目前预计还需3天，具体将根据核酸检测结果调整”）。
- 培训官员的沟通能力：借鉴上海、深圳等地的经验，开展危机沟通培训，强调“简洁、透明、共情”的原则。
- 引入第三方评估：邀请媒体或公众代表参与通报优化,定期评估语言可读性。
沟通的本质是“抵达”
疫情通报不仅是信息发布，更是一种公共沟通，其目的不是展示“专业权威”，而是让信息有效抵达每一个市民，转化为社会协同防控的行动，天津的“不说人话”现象，是全国许多地区疫情通报的缩影，打破官僚化语言、回归沟通本质，不仅是技术调整，更是治理理念的升级——在危机中，真正的“专业”是让每个人听懂、信任并行动起来，唯有如此,防控体系才能筑牢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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