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算境内还是境外？”——疫情肆虐期间，这个看似技术性的问题在通关政策、隔离要求、健康码互认等具体场景中，演化成无数澳门居民与内地往来者焦灼的日常实践，表面上，这仅是行政管理的技术性困惑；深层里，却是一次对国家认同地理符号的极限压力测试，澳门，这个被宪法与基本法庄严确认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特别行政区，在疫情的非常状态下，其身份竟在“境内”的法律事实与“境外”的治理操作间发生了令人愕然的悬搁。
法理叙事在病毒面前显露出苍白的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构成了澳门法律地位的不可动摇的双柱，明确界定澳门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殊地方行政区域，当“境外输入”成为疫情防控的核心焦虑，一种隐形的分类学便开始悄然运作，澳门在防疫体系中，屡屡被纳入与外国同列的“境外”范畴，施行隔离、通关限制，这绝非简单的行政疏漏，而是暴露了深植于治理惯习中的认知图式：即“一国”的宪制同一性，在特定危机情境下，极易被“两制”的操作差异所覆盖甚至架空，法律上的“境内”在防疫的紧急结构中，被一种功能性的“境外”所临时征用和替代，形成国家身份认知的短暂性精神分裂。
这种行政标签的异化具有强大的社会心理穿透力,当澳门居民北上需要经历如同跨国般的检疫流程时，当“境外旅居史”的标签被毫不迟疑地贴在仅隔一条关闸的澳门市民身上时，一种微妙的疏离感与挫败感便悄然滋生，疫情前的“两岸一家亲”话语在病毒制造的鸿沟前显得脆弱，行政措施无形中强化了“我们”与“他们”的心理边界，这不仅是操作上的不便，更是一种象征性暴力——它通过日常化的治理技术，隐隐动摇着对国土同一性的切身感知，将国家认同这件庄严的外衣撕开了一道难以忽视的裂缝。
吊诡的是,疫情同样成为强化澳门与国家共同体命运捆绑的催化剂，当澳门与内地同样面临疫情冲击，同样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援与协调时，风雨同舟的体验又前所未有地夯实着情感与利益的共同体现实，这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悖论：行政分类在制造距离，而抗疫实践又在消灭距离，澳门在疫情中同时体验着被排除与被包容的冰火两重天，这种撕裂感恰恰昭示了单纯法律定义在面对复杂现实时的无力性。
疫情终将退去,但澳门身份的迷思不会自动消散，这一极端情境像一面放大镜，照见了“一国两制”伟大实践在微观治理层面面临的持久挑战：如何避免将“两制”的边界僵化为“两国”的心理隔阂？如何在操作层面真正贯彻“一国”的前提，使法律原则无缝转化为行政实践与公众认知？澳门在疫情期间的遭遇警示我们，国家认同不仅需要宏大的制度保障，更需在日常的治理细节、流动的行政标签中得到一以贯之的维护与尊重，每一次通关，每一张健康码，都是国家同一性的一场微小而真实的仪式；当这些仪式出现犹疑，身份的确定性便开始在人心深处晃动。
澳门的疫情身份困境是一份沉重的启示录：国家的统一不仅在于地图上色彩的同一，更在于无数行政细节中对这一同一性的坚决确认与捍卫，标签的迷宫必须被破除，因为任何一道不该存在的边界，都在无声地侵蚀着国家认同的基石。
微信扫一扫打赏
